【天网美西时间2021年9月5日下午22时01分讯】（作者：王晶）
大家好！我是原中国大陆第一家人权网站——“六四天网”（又名“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的义工兼公民记者——王晶
我在2020年12月30日被美国国务院和对华援助协会营救到美国，在到达美国之前，我被一个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下药、骗财骗色、并一路追杀，险些丧命第三国（塞尔维亚）。
并且，我目前也得知：这伙犯罪集团早已经被川普时期的美国政府证实是具有“黑社会性质的人贩子团伙”。而那个对我骗财骗色并以此来威胁我的大陆假民运（张玉文，又名张新恒，网名青岛新恒）近日，在我面前也充分暴露出他的流氓无赖本性，让我下定决心在网络媒体上彻底揭露他们的真实身份。而且，我认为这伙黑社会犯罪集团是受中共雇佣和指使的，是专门用来迫害和暗杀我们这些反共人士的。
到目前为止，中共祸害维权、反共人士的方法多种多样，不光是使用黑社会，还有特别针对单身的维权、反共人士而使用的“美女计”或“美男计”。中共最擅长利用人的弱点，对其进行控制，所以，我们这些维权、反共人士一定要小心提防，即使是被中共用圈套设计了，也不要灰心丧气，要勇敢地揭露出来。
是人皆有弱点，有弱点并不耻，可耻的是那些丧失良知，帮助中共利用人的弱点害人的人。
接下来，我就把整件事情的详细过程发表出来，以便大家共同分析和判断。谢谢大家的关注！
下面就由我和大家讲讲，我是如何冒死逃出中共大监狱的前后遭遇，这可以说是一次生死大逃亡，如同一场谍战大片，又如同一部福尔摩斯侦探片，至今想起来还让我心有余悸，惶恐万分——感觉当时的自己置身于一群特务团伙的包围中，眼前充满迷雾，扑朔迷离而又步步惊心，如果自己稍有疏忽，就会掉进万丈深渊……当时（2020年10月），我在推特中上传了我被中共特务下毒后的自拍视频，虽然我没有直接的证据，但我是不是被下毒，只有我自己最清楚，就像一个人是否是被他人强奸，也只有被害人自己最清楚一样。
我因为当时是在塞尔维亚的贝尔格莱德，人生地不熟，语言又不通，再加上中毒后大脑迟钝，所以没有办法去要求急救我的医院确定我身体里的毒。毒发当天（当地时间2020年10月8日）晚上，我被救护车拉到医院后，情况越来越严重——无法控制地大喊、大叫、大哭，随后开始说不出话，到最后全身不停地抖动、抽搐，特别是在我被推进CT室前后，好几个护士都按不住我。而我也感觉到，自己就像电影里的鬼上身一样，身体好像完全被另外一股力量操控着。那一刻，我的心是清醒的，只是身体失去了自我控制能力。我以前听过好几个大陆访民说自己被脑控的事情，我都没有相信，以为是她们臆想出来的，但我在自己出现“羊癫疯”（据贝尔格莱德的医生判断）症状时，我以为这就是被脑控的感觉）
CT结束时，我身体的疯狂也结束了，大脑也不抽了，感觉舒服多了，觉得控制我大脑的那个外力消失了。（在此也希望有关医学专家帮我分析一下，根据我的上述症状，我中的应该是什么毒？有朋友帮我查阅有关资料显示，吸食过量的毒品就会出现“羊癫疯”症状，所以朋友怀疑范洪豪给我下的是一种毒品。）
医生问我：吸不吸毒？有没有过羊癫疯的家族史？我回答：都没有。然后抽血、验尿，都没什么结论。不知道是塞尔维亚医疗水平有限，还是这毒品的隐蔽性好？这家公立医院并没有验出什么来。
离开医院后，我因为担心之前的那家酒店被特务找到，于是又换了一家酒店。入住后，我依然觉得头晕、恶心，有种酒精中毒的感觉，而且说话也变得结巴了。我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我想即使是医院没有查出来什么，但我的身体确实出现了异常，如果我现在不把自己中毒的事情说出来，不揭发那伙下毒给我的人，外一我就这样死了，谁也不会知道我是怎么死的和被什么人害死的。
于是，我录制了那段自述我被中共特务下毒的视频，发在了推特上。随后，在我的推文下，出现了300多条对我进行人身攻击的回复，一看便知这些人都是中共的五毛水军。因为我推特的关注量不是很多，任凭我平时发再多的反共言论和人权新闻，也不会引来如此多的回复者，再看那些人胡说八道的内容，更加表明它们的真实身份。
尤其是那个推特名叫“范无语”的人，我一看他写的内容就知道他就是一路上挨着我坐、给我下毒的那个护照上显示名为“范洪豪”的河北人。（当我在范无语的回复下揭露他的谎言后，他就把我拉黑了，这更加显示出他的心虚及不敢和你对峙。而且我从范洪豪的谎话来分析得出，中共的第一计划是让我死在瑞士的苏黎世机场，如果我那时死了，过后就随便范洪豪怎么瞎说都死无对证了。）这个“范无语”出国前，就在推特上假冒被迫害的宗教人士与“傅希秋”牧师联系，希望得到傅牧师的营救，且已蒙混过关引来傅牧师的关注。当我被“美国国务院”和“对华援助协会”偷偷营救到美国后，傅牧师在自己的推特上发布了我被成功营救到美国的新闻后，范洪豪就以“范无语”的名字在傅牧师的推文下，用污言秽语攻击傅牧师和我，进一步显露出范洪豪的“假基督徒”身份。傅希秋牧师也因此相信了我的判断，说：“感谢上帝，让你有一双鹰的眼睛！如果你没有及时察觉并撤出，很可能就被那伙犯罪集团灭在塞尔维亚了。”
再回过头来给大家讲讲我为什么选择到塞尔维亚，又如何被中国大陆“假民运”骗财骗色、换假美金给我，以及如何被“中共特务”下毒追杀的全部详细过程。同时，也请各位朋友与我一起来分析，看我的判断与分析和大家的是否一致？
早在2014年12月，我在中国被捕之前，就打算和日籍丈夫、女儿一起回日本的，那时正在等待去日本的签证中，没想到就被中共抓了，判刑四年十个月。在监狱里，我也想过，如果我能活着出去，出獄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办理出国。不仅是因为要和家人团聚，还有我要重起“六四天网”，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们一起早日推翻中共暴政，解救尚在狱中的政治犯、良心犯及其他生活在恐惧中的兄弟姐妹。因为我知道，像我这种已经觉醒的激进分子，在中共国时刻都会再次坐牢或与中共拼命而死。我不是怕死，我已经在“求死”中转变成一名“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战士了，那时的我，活着就只为与邪恶进行战斗，哪怕是战斗到一丝不挂，只剩最后一口气，我也还会努力向前冲，同时，我也要让自己的生命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但出狱后，我却发现日本丈夫邪恶的一面，以及女儿在丈夫的影响下也不认我了，丈夫骗我说：“你在中国做了牢再也进不来日本”，还故意在我的签证申请材料中做手脚，致使签证官不批我签证，致使我不仅去不了日本，更加失去了亲生骨肉。这使我一下子忘记了在中国监狱中遭受的所有折磨，心理只想着丈夫在我心口插的这把刀。于是，我再次想到自杀，但就是因为想到：“我好不容易从看守所和监狱死里逃生出来，如果现在自杀死了，那让谁看来不都是太可惜了吗？”因此，我没有自杀，但那时的我已经什么都不在乎了，我的内心就像一个火药桶，我一心要快速解体中共，我不再相信中共国的法制与信访，即使是后来陪朋友到了国家信访局，我也不会进去登记，负责稳控我的警察不只一次地让我去信访，我也没有动心。
我在电话和微信里，与其他从监狱里出来的维权访民们讲我的反共思想，劝他们也不要再浪费时间和精力去上访和申诉了，她们吓得连听都不敢听，我想是不是我的步子又比别人迈大了？看到昔日与我出生入死的战友们，几乎都被坐牢吓破了胆，不再与我有共同语言，甚至有人埋怨因为和我共同做事而坐了牢，让我百感交集。家人、朋友的抛弃与疏远，更加让我腹背受敌，我感觉自己被全世界抛弃了。随后，我被检查出得了严重的抑郁症和焦虑症（这应该是在监狱时就患上了的）。现在回想起来，出狱后的那段比坐牢更加苦痛的心灵折磨，我是如何熬过来的，都记不清了！
坐牢时的长期绝食，使我丢失了大量脑细胞，脑力严重下降，焦虑症又让我的头脑变得更加不够用了，好多事情不知道怎么处理，出狱后的我急需一个能力强的人帮忙……（在这里，我要奉劝所有的人权斗士们，在你们被抓之后，千万不要用绝食的方式进行抗议，特别是脑力劳动者。脑细胞死亡是不可再生的，在看守所和监狱绝食，不仅死不了，还给了邪恶的警察祸害你身体的机会，最重要的是，对你的大脑造成了永久性的损伤。）
2020年初，中共病毒开始，各国旅游关闭，我一直关注着出境旅游和南方边界线的情况。在我疯狂地想念女儿时，也曾想过要买个游泳圈游去日本。
大概是2020年6月份，朋友给我介绍了一个网名为“青岛新恒”（实名：张玉文，又名张新恒）的自称是民运人士和基督徒的青岛即墨人。他先在微信上加的我，拉我进了他建的“青岛海鲜群”，又叫我安装了secret，拉我进了一个他所在的“自由之声”时政群，他在群里经常说些听起来很正义的话，让人觉得这个人既有能力，又值得信赖。
随后，张玉文又教我安装Pi，我看他对手机特别精通。后来，张玉文有一次打电话问我说，他有个女群友最近被刑事拘留了，问我都需要给存些什么衣服？因此更加取得了我对他的好感和信任。（虽然张玉文说他以前也坐过牢，但他说对女子看守所不了解。而我那时因为刚坐牢出来，又被家人和过去的朋友所抛弃，所以反而对坐过牢的人更加有共同语言。）
张玉文跟我几次视频聊天，说很敬佩像我这种敢于对抗强权的女人，同时也表现出他是一个社会人，国内外有很多民运朋友，几乎没有他办不到的事情。而那时，我一方面正在打探出国的路径，一方面在想办法换美元。这两件事，对于那些有亲戚朋友在身边的人，可能不是难事，可是对于一个刚坐过五年牢出来，又孤身一人且患有严重焦虑症的人来说，就成为了难事。（我那时一个人在家附近都能走迷路；坐公交车坐过站都会急哭。）
因为我不想在手机里泄漏计划出国的想法，想见面说会更加安全。于是就想趁找张玉文帮我换美元的机会，顺便问他是否有出国的途径？张玉文爽快地答应下来，并非常欢迎我去青岛找他，在这之前，他也不只一次邀请我去青岛玩。
于是，我只身前往青岛，飞机是半夜到达，张玉文特地到机场接我。我一上张玉文的车，他就递给我口香糖吃，还把一盒已经吃剩一半的口香糖让我放在包里慢慢吃。然后，他带我去了他常去的一家烧烤店。他把一个记账本拿给我看，说是他的一个微信群友叫×姐，因为搞民运而被抓了，留下孩子需要人照顾，他每个月都给×姐孩子汇1000元人民币，其他民运人士给×姐的捐款也都汇到他这里保管，再由他统一汇去，而且他负责把每个人的捐款都记下来，让我更加觉得他是可以信赖的人。
于是，吃饭时，我直接问他是否有出国的路子，他随即就给我联系了身在塞尔维亚被他称之为“董琦兄弟”的人，他说让董琦帮我想想办法，让我等董琦的回信儿。
两天后，董琦给我们回了信儿。因为我不确定自己是否已经被中共边控，董琦给我建议了三条线路，一是买张去塞尔维亚的“单程”机票，先正常出境试试，如果被边控了，就损失一张机票钱；二、如果确定是被边控了，就回来从云南边境偷渡去缅甸；三、还可以从大连做邮轮，花十万元人民币直达偷渡去美国。
我认为后两条路线都风险太大，就决定先正常出境试一试。董琦又拉了一个自称说是已经逃到新西兰的政庇申请者，在当地一家旅行社工作，名叫沈谭的中国女人，我们三人还专门在电报上建了个“订票群”。
因为张玉文表现得无所不能，又一副大义凛然、乐于助人的样子，还打着“民运”、“民主”、“基督”的旗号，我自然是对他相信不已，并把我要去美国的打算及我现在的处境与难处都讲给了他听，同时，也告诉他我这几天会收到亲戚还我的二十万元人民币（这钱是我十年前借出的，从出狱后一直在和亲戚往回要，要不是因为亲戚一直拖着，我早该在疫情爆发前就出发去泰国了）。但是，张玉文说：“把钱放在银行太可惜了，钱就是用来升值的”。而且我也担心出境后，账户会被中共冻结。张玉文就拼命和我推荐他热衷的派币，让我把钱投在他正在搞的派上。张玉文说他买了很多人的派币账户，还特意把他与卖派币账户者的聊天记录给我看，我也看到他整天拎着一兜子的手机，大概四十几部。我在青岛时，他还故意在我面前一次性网购十部二手华为手机。（当时我也觉得他做人有些矛盾，他一面说自己反共，一面却支持华为，我建议他买二手苹果，他说华为好用又便宜，我以为是他是为节省钱，也就没再多想。）我跟他说：“我不想投资，我只要把钱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我需要时能随时拿回就行。”但他非让我把钱以投资的方式借给他，并让我放一百个心，他承诺给我保本，且随时都可以撤资，他还拼命说服我这和借没有区别，最后我同意按他的要求，拟了一份两万美金的《收条》，由他在上面签名并按手印（名字写的是他身份证上的名：张玉文）。（现在想来，他强迫我把借他的钱写成投资派币的钱，就是在给我下套，在我后来要他还钱时，他总是往派币投资上拐，好在《收条》上已经注明：承诺保本和可以随时撤资。但他根本就只是东拉西扯的，明显与借钱时判若两人，典型的诈骗犯特征。）
然后，因我想预备一万美金带在身上，张玉文说在青岛黑市买一万美金要多给对方一千元人民币，因为我去青岛之前跟上海朋友打听过，上海只需多给三百元人民币就可以买到。我跟张玉文说：“我去上海买好了，反正我走之前，也要去上海的。”于是，张玉文告诉我说，他叫朋友去中国银行直接帮我买一万美金来。
第二天，我们去了青岛即墨区的一家中国银行，张玉文的朋友（孙某）也来了，张玉文让我先按当天美元的卖出价，把人民币先用手机银行转账到他朋友的账户。在孙某与银行办理业务时，张玉文突然嫌银行太吵（其实银行秩序井然），建议带我到他车里去等。于是，我随他到他的车上等，所以我并没有亲眼看到孙某拿给我的美金是否是从银行的窗口取出。过了一会儿，孙某从银行出来了，拿了一叠用换钱时的银行流水单包着的美金给我。张玉文着急走，说银行刚拿出来的不会有错，我大致看了一下流水单，想到都是搞民运的朋友在帮忙，也没好意思当场验钱，就放进包里了。
当天晚上，张玉文带我去唱歌，说自己不会唱，所以特地找个喜欢唱歌的前狱友来陪我唱。（张玉文说自己以前是混社会的，因为打仗坐过两次牢，说自己最恨共产党，他在我面前称共产党为“土匪”）。张玉文的这个小兄弟，是个大块头，身上有纹身，一看就没什么文化，但表现得挺有礼貌。（张玉文自从和我见面之后，也是一副很文明的样子，甚至他带我去参观即墨区的一个旅游景点时，在路上看到一袋饺子，他还像拾垃圾一样一直拎着，走到有垃圾箱的地方才丢掉。顺便说一下，现在想起那袋热乎乎的饺子，看起来像是刚从饭店买来，一动未动过就被人故意丢在那里的。我现在分析，是张玉文这伙犯罪团伙在对我实施诱骗计划前，早已研究过我个人的喜好和性格特点。因我大专毕业后，没多久就去了日本，我的丈夫和孩子都是日本人，而且我本人也特别喜欢文明人。）
张玉文的这位小兄弟，说是在酒吧工作过，很会调酒，他给我们调的酒。我记得自己只喝了几口，以我平时的酒量只喝那一点是不会醉的，就即使是醉，也不会醉得人事不知。喜欢K歌的我，出狱后一直都还没唱过歌，本想好好过把瘾的，没想到才唱过一首歌，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等我醒来时，已经是第二天下午了，头还有些疼，发现自己躺在张玉文给我安排的住处床上，我身上只穿着一件开档的连体塑身衣，内裤被人脱了，盖着被。（因我二十几岁就得了脑瘤，睡眠一直不好，好久都没有睡得那么沉过。）
没多久张玉文来了，我问他：“昨天晚上什么情况？我是怎么从卡拉OK回来的，我怎么什么都不记得了？”张玉文说：“别提了，你醉了，太让我丢脸了！你把房间吐得一塌糊涂，都是我收拾的。”我虽然觉得有些莫名其妙地摸不着头脑，但因为那时太相信张玉文了，我还直向他说对不起呢！随后，我发现自己新买的小米手机屏幕尾部有被人撬过的痕迹，并且屏幕出现裂痕，（在这之前，张玉文有把我一个手机的充电磁插头撬裂过，我有问过他：怎么搞成这样？他说是不会用，手劲儿太大的缘故。）我给他看我小米手机的裂痕，他说可能是我喝醉了，躺在地上撞到哪里了吧！（过后，我分析过，如果我躺在地上，为什么我的衣服没看出脏？如果我吐得那么厉害，为什么一点儿都没有吐到衣服上？再说，手机的裂痕一看就不是撞出来的。）但那时，我都没有继续多想，只因为我相信了他的民运身份。我在青岛时，张玉文经常给我吃口香糖，还不只一次地把他兜里已拆封的口香糖给我。（我后来分析，这个口香糖可能也有问题，据朋友说有一种毒药，吃了之后会让人丧失警惕性。）
当天晚上，我从青岛飞上海，张玉文送我去机场，在去机场的路上，我闲着没事，把那一万美金拿出来数，张数是对的，可当我看那钱过份地新，还散发着浓烈的印刷品味儿时。我有些怀疑地问张玉文说：“这钱怎么这么新？印刷味儿还这么大？怎么和我以前闻到的新钱味儿不一样？该不会是假的吧？”（后来在我出国后，外媒新闻都有报道关于中共印刷假美金的新闻和图片，我就更加确定了张玉文给我的正是中共印的“假美金”。）
张玉文说：“从银行取的钱哪能有假？钱新和味儿大说明是刚印出来的。”
我说：“可这是美元啊！怎么能刚印出来？”
张玉文说：“也许是美国那边刚印出来，就被中国银行拿来了呗！”
我想也许会有这种巧合吧！但心理还是有些担心。到机场时，张玉文说时间还来得及，要跟我在车里聊一会儿。他说：“王晶，你身上带那么多现金去上海不安全吧！要不你先放在我这里，投资派上，正好你还担心那钱是假的，我不怕，借给我吧！放我这里绝对安全，并且还会升值。”因为我不想做什么投资，我只想有个人帮我暂时保管。于是，张玉文说他替我保管，等我到了美国之后，让人拿给我。（他说他有个朋友在美国是做警察的，还给我看了这个朋友穿着警服的照片。）我一想，这也好，因为我那时，确实已经把他当成最信任的人了。
在青岛期间，张玉文先是开车带我游山玩水，还一再在我面前表现他是个怜香惜玉的好男人，称自己是基督徒，以后派赚钱了，要全家移民美国，还要建一座教堂…… 在如此多的花言巧语和一个浪漫的夜晚，我们发生了关系（过后，他还责怪我为什么不够矜持）。我有告诉过张玉文“我因为坐牢，钱和孩子都被日本丈夫骗了”，在张玉文让我把钱借给他之后，他不只一次地说过我：“王晶，你这个傻女人，你就不怕我是骗你的吗？把你白睡了，还骗你两万美金。”他也说过：“王晶，我也是骗子，这钱我不还你了，行不行？反正你也让你老公骗了，就让我再骗你一次吧！”我当时都以为他在开玩笑，因为我相信一个和我一样有奉献精神的搞政治的人，人品不会差的。
也因上诉原因，所以当张玉文又跟我借这一万美金时，我就更加没有戒心了。我写这张借条时，是没想过要利息的，是张玉文说一定要给我利息，不能欺负我，不要利息不行，（张玉文那时讲的所有的话，都让人觉得这个人通情达理，人情味儿十足，是个非常值得信赖的朋友）。于是，我们商定后，我按他的意思又单独拟了一份一万美金的《借条》，同样由他来签名并按手印。张玉文说的，让和《收条》写一样的日期。）
在我到达上海之后，我和以前在一起维权的上海战友（顾某）说了我借给张玉文钱的事儿，以及张玉文已经让董琦帮我安排好了出国的线路。（就是这个“顾某”在我出狱后，介绍张玉文给我认识的，顾说张玉文是三东青岛的民运，以前因为房屋强拆上访过，已经解决了，得到200多万的赔偿，并且张玉文在青岛郊区还有别墅，顾还在那里住过。我后来问过顾是怎么认识的张玉文？顾说是有一年去青岛旅游，在一个微信群里问：有没有在青岛的维权人士能够帮他找个住的地方？于是，张玉文就主动加顾微信，称自己是民运，安排顾在青岛的住宿、吃饭、游玩等，还说这些钱是由一个类似“青岛民运组织”出的。但我在青岛时，张玉文没有和我说同样的话，张玉文只跟我提过他的房屋赔偿款是一百多万元的事，我也不好多问什么。）
顾听我说完后，劝我尽快走，就趁“十一”假期走，给中共个措手不及。于是，我跟董琦和沈潭确定了去塞尔维亚的机票，并把人民币8021元的单程机票款汇到沈潭在中国的个人银行账户（沈潭没有给我购买机票的发票），出发日期是六天后的。董琦此时说要教我以四处办理贷款的方式来骗中共的钱，他说你不骗贷就太便宜中共了，我坚决拒绝了董琦骗贷的事情。
但此时，我却为另一件事在犹豫，因为从家出来时，没有做任何准备，我所有财物都没有带在身上，而且我还有一套当时市值80万元的房子需要找人打理。我想回家去取财物和安排房子，可我又担心电话被国保监听，吉林警方知道我要出国的话，会把我扣下，误了这次出境的机会，毕竟要出国是我当时最大的心愿。我跟董琦说了我的担心，董琦建议我委托个律师或朋友帮我打理。同时，董琦让我帮他从中国带些东西，说这东西是他在塞尔维亚的一个朋友要捎的。我把顾的地址给了他，叫他朋友的中国家人把东西寄到上海。董琦还让我在机场免税店给他买两条芙蓉王。（可是，直到我坐飞机离开上海那天，他朋友的那包东西才邮到，顾后来告诉我说：那包东西老重了，好像装的是石头。因为我已经出发了，顾只有原封不动地将快递退回。）
在我出狱后，发现顾其实没有什么做事能力，又心粗又愚钝（也许是因为他在我坐牢期间也受到了中共的牢狱迫害与上了年纪的缘故吧！）只因他是我坐牢前在北京做公民记者时出生入死的搭档，我被抓后，他还特意跑去吉林看守所给我存过钱，我五年后出狱，他又是第一个跑来看我的人，所以，在理智上，我是应该更相信他的。可是，那时张玉文因为能力远远超过他，而我因为坐牢时绝食让我大脑严重受损，又得了焦虑症，所以我确实需要一个能力强的帮手，我想把家都交给张玉文打理也许更好。就在我把家里的钥匙交给顾之后，张玉文给我打电话，我告诉了他这件事，他说他能帮我把房子打理得更好，让我把钥匙从顾那里要回来。好在顾向我再三保证，他一定会做好，还起草和打印了一份授权委托书给我，才除去我的顾虑。
因决定不回吉林取东西了，所以我打算出国前，在上海好好玩几天，但不知道为什么，那几天过得心烦意乱，心理从来没有过的矛盾和恐慌。以前，无论我在做多大的决定时，只要决定一下，就会义无反顾地走下去，可是这次却不一样，感觉自己整个人好像傻了，脑袋不好使了。（我那时，还在吃张玉文给我的口香糖，我也给顾吃过两颗。顾后来也说他吃了那个口香糖后，行为有些异常。）
说来也怪，自从到了上海，我的那个在青岛被橇裂的小米手机，经常自动发出一种声音，让我觉得怪怪的。一天早上，我用该手机在一个圣经团契读经时，大家都听不见我的声音，让我觉得很奇怪。（我现在可以非常确定是张玉文在我的手机里做了手脚。）
还有，我从吉林家里出来时，戴在腕上的欧米加手表是27岁时在日本买的，以前一直没舍得戴，因为我这个人很爱惜东西，出狱后想到自己几经生死，还没有享受过什么物质生活，所以这次出来就只把这块儿表戴上了。在青岛时，张玉文注意到了我的手表，我告诉他：是假的。到了上海后，我发现手表的金属表带有被人砸过的痕迹。我也给顾看了，他也说：“白瞎了，这么好的表给弄得不完美了！”（我觉得手机和手表发生的变化，都应该是在青岛那天晚上唱歌后发生的。）
就在我出发前三天，张玉文发来视频，说他要亲自来上海送我，我不想让他来，他却让我看着他的眼睛说话，（也不知道为什么，那时我一看到他那双眼睛，就让我着魔，好像那神情是人世间最深情、最真挚的东西，让人难以抗拒，有种整个人都被降服了的感觉。记得顾刚给我介绍张玉文时，我最初看他的照片，认为这个人长得比他的实际年龄要老，看张玉文的外表与顾称赞张玉文的话并不成比例。）
我是10月6日早上的飞机，张玉文是10月3日晚上到的上海，他说是一个家住浦东的民运朋友去机场接的他，并把他在上海市区住的宾馆地址发给了我。4日，我和顾特意赶去张玉文住的宾馆，然后陆续又来了一些被张玉文称之为“民运”的上海人，大家在他那里喝茶、聊天。那天，张玉文把我四个手机所有联系方式都要了去，他说是怕失联，他甚至还找了个借口，要求我用我的苹果手机ID在他的苹果手机上登陆。
吃过午饭后，顾说回家去帮我准备一个旅行箱和几件衣服，张玉文陪我过生日，因为那天是我的生日。张玉文说要给我庆祝生日，还问我要什么礼物，要临时给我买几件换洗衣服，我说不用。因为我一直想要唱歌，上次在青岛唱歌又喝得人事不知，没尽兴，所以就跟张玉文说：“如果一定要给我庆生的话，就去唱歌吧！”于是，我们就去唱歌了。但我始终觉得张玉文心不在焉，没有我想象的那样投入，他只说自己对唱歌不感兴趣。后来，他说自己去结账，顺便到外面抽会儿烟，让我一个人留在包房唱歌。我一个人唱了一会儿，觉得没意思，就出去找他，结果没有找到。我走出歌厅，在外面也不见他踪影，我打电话给他，他说去给我买水果了，马上就回来。我又等了他半个小时左右，看他下了一辆出租车，手里拎着一串香蕉和一些葡萄。（张玉文突然失踪去买水果的举动，现在想来也是挺可疑的。）
返回酒店时，张玉文说要散步回去，路上，他看到垃圾时，又一路拎到垃圾桶。这一晚，我是住在张玉文这里。奇怪的是，宾馆前台没有要求我登记。因为我是公安部重点稳控人员，我出门都不敢登记身份证，一登记警察就来，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和张玉文在一起，总能让我逢凶化吉，没有警察来骚扰我。
（疑点补充：我从吉林家里出来时，特意把自己平时戴的白金钻石项链取下来，换上了顾送我的银质十字架项链。在青岛时，张玉文看我带了个十字架，就要把他的十字架项链跟我换，他给我看了他的那个十字架上藏着一把小刀。被我当场就拒绝了。我说：“不惹那个麻烦，机场安检查出来就会把项链扣下，再说我要刀也没用”。他劝说我带刀的诸多好处，但还是被我拒绝了。结果，那天晚上，张玉文又拿出他的那个十字架项链，要跟我换。他说：“你看，我戴着它坐飞机过来了，机场安检没有查出来，带着没事的”。但被我再次拒绝了。）
第二天，张玉文说去浦东见朋友，晚上就在机场附近住下，方便我赶6日早上的飞机。于是我们和顾约好，在浦东会面。然后，大家一起打车出门，去和另一伙所谓的“民运”见面聚餐。因为我不擅长社交，更不擅长打听并记住这些人的职业和名字，再说，我即将要出国逃亡，就没有把注意力放在这上。只是吃饭时，我们大家有交流各自对中国现状及未来的看法。记得，我们这桌上的其他几人（包括张玉文在内）都一致认为造成中国现在局面的，是因为“人性的恶”而不是因为“制度的恶”，他们认为是人性的好坏决定了制度的好坏，人性第一，制度第二。而只有我与顾和他们持相反的意见，我俩认为“好的制度是一切的保障和基础，没有好的制度就无法保护人性的善，同时不能规避人性的恶”。（我那时，心理还在想：这些民运怎么会有这样的认知，但没有怀疑他们的真伪。）他们还说，中国如果以后变了天，中国的领导层就会是今天的这些维权律师们，因为民主国家的律师是社会精英层，从政的也基本都是律师。
午饭后，张玉文说晚上还要去见一个交往多年的网友，说这个人曾经是黑社会，但现在也是反对中共的，于是我和顾、当哥（张玉文的朋友）、张玉文四人赶往晚上聚会的地方。路上，我坐在车上时，发生恶心和干呕，我以为是中午的那家饭店食物做得不好。途中，沈潭发来信息称，我当天预定的回程机票转机时需要额外费用，这个费用是不能退的，回程机票可以退。于是，我又汇了1000元人民币到她的个人账户（依然没有发票）。
晚上的聚会餐桌上，有个人说是某派出所的所长，张玉文告诉我不用怕，说这个所长也是恨中共的。我让张玉文别跟他们泄漏我即将出国的事，可张玉文还是当着大家说我是要去美国的人。当哥好像看出了我的担心，就建议我们早点离开聚会，于是我与大家告别，他们还敬酒祝我一路顺风。
由当哥开车送我们去的宾馆，是张玉文临时在网上订的。路上，当哥说他现在是被“监视居住”中，只要不出本市做什么都行。（我当时并没有反应过来，后来在我知道被犯罪团伙包围时，我才想起被“监视居住”的人，无论走到哪里，警车就会跟到哪里的。因为2013年，我在黄琦老师那里，黄琦老师跟我讲过他是怎样被监视居住的。后来，我在网上也看到过有关被监视居住人的报道。所以，我后来分析：如果这个当哥讲的是真的，那么我们岂不是一直都在警察的监视范围中吗？如果当哥说的是假话，那么也正说明张玉文他们不仅是假民运，更是一伙犯罪集团，而且还是被是中共雇佣的。）
奇怪的事情又发生了，在张玉文一个人办理入住登记时，当哥说他掩护我上楼，顾谎称只是送张玉文上楼，所以也没有登记就上来了。在我进浴室洗澡的时候，警察来查房，当哥离开了，查了张玉文和顾的身份证，但没要求查我的。（我当时还觉得自己很幸运，没有被警察发现。但根据当时的情况，警察从地上的鞋和浴室的声音，应该很容易发现我的。）
警察记录了他们的身份信息就走了。张玉文说，可能因为他曾经做过黑社会，警察是冲着他而来的，而并非是冲着我和顾来的。夜里，顾和张玉文挤在一张单人床上，我一个人一张单人床，那一晚我们三人都没睡好。
（补充一条更重要的信息，自从我在青岛遇见张玉文，发现他的身手特别敏捷，特别是在收拾房间和摆弄手机方面，就像受过专业训练。我也是一个中年女人了，还是头一次碰到在这两个方面如此训练有素的人，我当时有想到军队首长的勤务兵不过也就这样吧！或者也许是张玉文在过去做牢期间训练出来的呢？顾也说张玉文身手敏捷得像特工。）
第二天一早，张玉文叫辆出租车，我们三人去了浦东机场。在机场排队换登机牌处，我被值机人员拦下，问我要塞尔维亚的住处地址，称如果没有预定酒店的住址，就不能登机。（出发前，董琦有告诉过我，换登机牌处有值机人员对旅客进行政审，要好好应对才行。但我认为值机人员应该是没有这个权利，我对董琦的这个提醒表示怀疑，但那天我确实是被值机人员拦住了。这里也存在一个疑点：为什么董琦和沈潭不提前给我在塞尔维亚的住址？如果是旅游，回程机票和住宿地址是应该具备的，沈潭在旅行社工作，不应该不懂？）
我马上联系董琦和沈潭，沈潭只用了大约五分钟时间，就帮我预订了酒店，并把信息发给我。在等待沈潭回信儿时，和我一起被拦下的还有一位男士（后来看到他护照上的名字叫范洪豪）。是张玉文先和范洪豪搭的话，问他是去哪里，知道也是去塞尔维亚的，就让他一路上照顾我。张玉文还看了一下范的护照，发现范的护照是2020年9月刚办下来的，而且范的居住地在河北，护照是北京签发的。然后，张玉文偷偷告诉我，提防点儿这个人，说范的护照可疑。说完，张玉文就不见了。（我也知道，那时中国早已经停办护照了。奇怪的是，张玉文特意从青岛赶来给我送机，关键时刻人却不见了，直到我进了候机室，他才联系我，说是派到时间了，他去一边点派了。我后来分析，这是张玉文他们故意在制造我和范洪豪认识的机会，而张玉文提醒我的话，并不是真正的出于好心，只是想消除我在接下来的遇害中对他的怀疑。）
顾知道范洪豪和我同路后，也拼命拜托范照顾我，于是我和范洪豪挨着排队，我在前，他在我后面。奇怪的是，办理行李托运和换取登记牌时，我已经先开始办理了，而旁边的柜台也是空着的，范洪豪没有急着走过去，而是继续站在原处，给我办理手续的那个人却指着范洪豪问我：“你们是不是一起的呀？”我被这种突如其来的问法弄得措手不及，我看看范洪豪，范洪豪也看着我，我想既然朋友都在让他照顾我，于是顺势说：“哦，一起的”。我就召唤范洪豪过来一起办理。
在托运行李安检时，我被要求打开旅行箱，因为我有个充电宝在里面，安检人员要我把它取出随身带上，并且问我去塞尔维亚做什么？还提醒我说：“那里疫情严重，小心点！”（我当时觉得自己好像在闯关，从值机——换登机牌——行李托运，每一环节几乎都是我被拦下了，而拦下我的人都说了他们职责外的话。并且，我记得我把箱子锁好了，可是到贝尔格莱德领取行李时，我发现箱子密码锁被人橇坏了。）
安检之后，是出境那一关，也是最紧张的一关。这是个中年女海关，她看看我的护照，眼神怪怪的，而且表现得很不自然，问我出境干什么？我说旅游。她又告诉我说：现在疫情这么严重，最好不要去旅游。我说自己去年就要出镜旅游的，因为疫情给耽搁下来，现在可算能出镜旅游了，所以就来了。但她还是把警察找来了，我心里想：“完了，我是不是被边控了？”我跟警察走去了另外一个单独办公的男海关那里，他拿着我的护照，在电脑里打着什么。然后他把护照还给我，又让那个警察把我带回女海关那里。女海关给我扣了一个出境的戳，并再次告诉我贝尔格莱德疫情严重，让我小心点儿。
过了海关，我的心里踏实多了。我先是找了个地方坐下来，随后，范洪豪也赶了过来。可没想到，他见到我之后，豪不客气地將我脸上戴的普通口罩摘下来，并把他包里的N95口罩拆开包装让我戴上，告诉我说，塞尔维亚疫情老严重了，要戴个好口罩。我只当成这是他的热心，就没有多想和拒绝。（说实话，这种热心程度的陌生人，我也是第一次遇上。这里还有一个明显的疑点，为什么安检人员和海关以及范洪豪都跟我强调塞尔维亚的疫情严重呢？而当我在贝尔格莱德时，我的翻译告诉我：他从来就没有听说过塞尔维亚疫情严重的消息。）
然后，我要范帮我参谋给董琦买烟的事，我挑了两条最贵的黑盒芙蓉王，范说一般中国人都抽金盒包装的那种。在我打电话跟董琦确认时，范已经把金盒包装的芙蓉王拿来了，董琦也说是买金盒的。结账时，服务员非让我用支付宝付款，因我为买烟特意准备的人民币现金，怕支付宝泄漏我的行踪。服务员说支付宝付款给打折，而用现金的话不仅没打折还不给找零。我都是一百元的，想想用现金太亏了，如果不是董琦想要的，我就不买了，是不会服从机场服务员这样无理要求的。这时，我看到范洪豪已经把烟往他的包里装了。我没有再犹豫的时间，服务员主动把我手机拿去，操作的支付程序。然后，服务员登记护照号时，还说一人只能买一条，范洪豪自然也就帮我刷了他的护照。（我明明记得以前是一个人可以买两条的，难道现在改了吗？而且，这个买烟的过程让我觉得也是怪怪的，感觉哪里不自然，一切都像是被安排好的。）
我和范洪豪的机票都是在瑞士苏黎世机场转机，巧合的是我们一路上的座位都是挨着的。以前我也和朋友同行过，就即使是一起办理登机牌，也经常会有不能一路挨着坐的时候。飞机起飞后，范洪豪说他也是为逃避政治迫害而出来的，说他已经在网上研究很久，也做了充分的准备，带了足够多的生活用品。他说自己是基督徒，因为宗教迫害大概是2003年被判刑八年，减刑之后2008年出狱。随后，他把一个发黄的判决书拿出来给我看。我第一感觉就是这个判决书不像真的，特别是它不该是黄色的，而且黄的不自然。而当我又问他：你认罪悔罪了吗？他说没有，他说自己在看守所和监狱没受过罪，他说自己是帮助管教管理犯人的。我又问他出狱后都在做什么，有没有被国保稳控啊？他说自己出狱后什么都没做，所以就一直平安无事。我又问他：那你有去教堂吗？他说自己是始祖级的人物，根本用不着去教堂。（先不说范洪豪的其他回答是否可疑，就其中关于减刑的这一个回答，就足以断定他是在说谎了。在中国的监狱里，减刑的先决条件就是“认罪悔罪”，否则一天也减不了，可见，范洪豪根本就没有坐过牢。）
这时，我已经听出来他在说谎了，但我并没有把他当成坏人，我以为他只是想通过说谎而获得假政庇的身份，这也许是生活所迫，所以我没有揭穿他。他还问我申请政庇的证据都放在哪里了，问我是不是放在旅行箱里了？我说都在我手机里。他说：“你胆子也够大的，不怕被海关查出来，不许你过”。与此同时，他不停问我想要前往哪个国家？问我要不要和他一起在荷兰申请政庇？我说：“再说吧，我想去美国，如果我申请去美国失败了，再考虑和你去荷兰”。他一听我是去美国，就让我带上他。他还问是什么人帮我办？能不能让我的朋友也帮他办？因为我已经知道他不是一个真正的被中共迫害者，所以我不可能帮他这个忙。我就告诉他说：我帮不了，我连自己都没有着落呢！但他还是不停地劝我和他一起走，说他已经租好了一套房子，说不会收我钱，他还加了我的微信。他问我是否有开通手机漫游？我因为不懂，他说帮我弄，于是我把小米手机交给了他，他动作很快，我没有看清楚他的动作。（还有一件奇怪的事，就是在飞机即将起飞时，我的手机也还没调到飞行模式，就已经没有网络了，可他的手机网络还很好。）
飞行中，飞机上有发湿巾，可每次都是在我正要打开飞机上发的湿巾时，他都是把他自己带来的湿巾抢先打开递给我用。飞机上发的快餐，有一小盒装的生鱼片，我吃完自己的那份后，他却把他的那份生鱼片给我递过来，而且塑料膜已经给打开了。我虽然觉得哪里不对劲，但当时没好意思拒绝就吃了。（因为通常这种情况下，我都是会原包装不动地给人，以免人家心生嫌隙，但我当时想，也许他是想表现绅士风度吧。）（疑点补充：旅途中，范洪豪几次让我看他的眼睛，而我看了，没有看出他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倒让我觉得莫名其妙。记得张玉文也有让我做过同样的事——看他的眼睛。）
等到飞机入境瑞士时，空姐让大家填一张入境登记卡。我填好后，范洪豪让我帮忙把他的也一起填上，地址那一栏，他要和我的地址填写一样，我没有多想，就帮他搞定了。
（疑点补充：范洪豪说他准备充足，可是他快到苏黎世时，却向我借充电宝。我到苏黎世后知道欧洲的电源插座用不了，需要买插头转换器，而董琦和沈潭谁都没有告诉我这点。而如果我没有充电宝和其他手机，一旦我手机没电了，我就会与外界失去联系。）
飞机到达苏黎世时，范洪豪一定让我把飞机上的那瓶水带上，说是候机时间长，该渴了（在浦东机场候机时，沈潭也提醒我买瓶水，说在苏黎世转机时喝）。结果进苏黎世机场过安检时，被安检人员把水扣下了，我看到范洪豪有些失落的样子。等我们走到候机大厅时，范洪豪就从背包里又拿出一个N95口罩让我马上换上，我没换，把口罩放进了包里。随后，他从包里拿出一袋奶酪面包、牛肉干、开心果，命令我马上吃，这些食品都很精致，看起来很诱人。但这时，我看到顾发来的短信，说有重要事情，要我看到后马上跟他联系。于是，我马上给顾发去视频邀请。可是，范洪豪却在旁边拼命阻止我与顾联系，并反复命令我说：“快点儿把饭吃了！”但我因急于想知道顾那边的情况，就不耐烦地拒绝了范，并把他的那些吃的塞进包里。
顾惊慌地告诉我说：“你被骗了，张玉文是个诈骗犯！他都跟我承认了，他专门是骗女人钱的人，他手机里还有女人的裸照，他还要我跟他合伙骗你，被我拒绝了。我还劝他不要骗你，你是一个身世可怜的女人……而且，在你走后，有警察来我家里，也说张玉文涉嫌集资诈骗，还问我有没有被他骗……”（在我到达贝尔格莱德之后，质问张玉文顾说的这些话是不是真的？张玉文坚决否认他说过这样的话，他说：“哪有诈骗犯跟人家说自己是诈骗犯的呢？”他反过来说：“顾是小人、是骗子，时间会证明到底谁才是骗子。”（而这里还有一个疑点：为什么警察会在飞机起飞之后，好心地亲自登门揭露张玉文涉嫌诈骗一事呢？如果警方真的已经怀疑到这种程度，为什么不早不晚地偏偏此时登门告知呢？还有，那时在我们没有发现被骗也没有报案的情况下，警察都能主动上门提醒，为什么现在当我已经确定被张玉文骗了三万美金时，警察却不上门来询问了呢？据我个人后来分析，警方的主动上门提醒本来就非常可疑，而且不符合中国警察的一贯作风。我认为警察这么做的原因有两种可能，一、是想撇清和张玉文一伙的关系，一旦我遇害或举报被诈骗，中共可以此来说明自己是无辜的，但这也恰恰说明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同时也说明张玉文一伙就是受中共指使，而且，后来当我这样质问张玉文时，张玉文极力否认这事和中共有关；二、是想让顾相信我被张玉文骗钱的事实，同时利用顾把我被骗钱的消息告诉我，让我受打击而在苏黎世机场毒发身亡或自杀。）
在我和顾视频时，范洪豪紧着捣乱，并吓唬我们说：“现在说这些话不安全，等到了目的地塞尔维亚后才算真正的安全。”我嫌范洪豪烦，就换了个地方，继续和顾讲话。顾建议我说：“要不就先回中国，等跟张玉文把钱拿回来再想办法出境。”我说：“不行，死都不能再回去！如果回去了，可能再也出不来了！”
这时，范洪豪又走到我跟前坐下，并把他的手机贴紧我的包，动作很可疑，我赶紧把包捧在身上。说来也怪，我被张玉文和范洪豪二人动过的那个小米手机怎么都无法登陆机场的免费wifi，因为我手机里没存多少话费，我也需要省着用，还好，我的其他手机能登陆。（后来，在我到达贝尔格莱德之后，我找到了小米手机无法链接wifi的原因，是我的手机热点被范洪豪打开了。而在此之前，张玉文有动过小米手机，热点密码一定是张玉文设置好的，告诉了范洪豪，因为我根本就不会用手机热点，记得在青岛时，张玉文特意试探过我会不会。从这一疑点，也可以说明张玉文和范洪豪是同伙。）
在顾告诉我这些事情之后，我开始回忆整件事情发生的一系列过程，我把自己曾经看到的和感受到的所有反常事情都贯穿起来，并找到了其中的答案。正在这时，我看到范洪豪和五六个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说：“大家都互相加一下微信，在异国他乡好有个照应，有什么事都互相通知、交流。”范洪豪此时倒像一个组织者一样，而其他几个男的又很默契地配合着他，他们像是自来熟，听其他几个男生的讲话，好像都是出来要寻求政庇的。
从顾告诉我被骗的消息后，我的眼泪就开始止不住地往外流。这时，和范洪豪在一起的一个男子，上前来问我：怎么啦？要不要帮忙？我一下子想起自己2019年9月出狱后，在上海市信访局被几个三十岁左右的男子包围的事情，他们也好像很关心我的样子，对我问寒问暖，当时顾看到说：“别理他们，这些人都是国保，我们上海老访民都知道的。”想到这些，我突然感觉到自己的处境危险，我马上发信息给顾，告诉他：我好像被一群国保包围了，他们是和我同机来的，就在我周围，所以我只能发短信。顾告诉我找个隐蔽的地方，好好说来听听，我躲进了女厕所。离开座位时，我把范洪豪的那三包吃的丢在了座位上，把他给我戴的口罩摘下来，换上了我自己的。
进厕所后，我把这一路上，从浦东机场开始到范洪豪的可疑之处，以及现在我发现的范洪豪可能存在同伙的事情，都说给了顾听，顾也认为这些人很可疑。让我出厕所之后，偷偷地把他们的照片拍下来。
但我的心情开始变得越来越沮丧，我认为张玉文如果已经确定是骗子的话，那么他们这一伙人一定是受中共指使。既然张玉文敢明目张胆地打着“民运”的旗号骗人，背后一定有中国警察给他撑腰，在中国谁不知道警匪是一家？那么，也说明我这次出境是中共有意放我出来的，也难怪值机人员故意把我和范洪豪安排在一起，那么，安排范洪豪和我挨着又是什么目的呢？而我又戴了范洪豪给我的口罩和用了他的湿巾、吃了他递给我的食物，好在我没有继续换上他丢给我的口罩和吃他给我的那三包食品，也难怪他一个劲儿地逼我吃，我不吃，他还生气。（我后来分析，那致命的毒，应该在这最后的几包食品里，幸亏顾电话告知得及时，再晚几分钟，我就吃了！）
我那时也有担心：中共该不会给我下的是“武汉肺炎”吧？而我在青岛唱歌那晚的不省人事，也一定是被张玉文下药了，就是那晚，张玉文把我的手机做了手脚，也许还给我拍了裸照什么的？我当时想：“我完了，我有把柄握在了中共手里，中共如果用我的裸照来威胁我该怎么办？我以后是不是不能为国内的人发声了，我不能再反共了？或者中共毁了我的名誉，我说的话也就没人信了，从此我的政治生涯也就结束了？还有中共如果给我下了病毒，外一我成为一个无症状感染者，把病毒带给救我的国家，那我不是成了罪人吗？……
我越想越沮丧，我不想被中共牵着鼻子走，也不能让中共利用我做坏事，所以，我要在中共以此来要挟我之前，先把我中了中共“美男计”的事情公布出来，让中共的计划失败。这时，我突然联想到那些可能已被中共所控制的各国政要和其他公众人物，我想他们也许都是这样被中共陷害后控制和利用的吧？因为确实，谁都害怕身败名裂，也包括我自己。
于是，我开始把这件事，写给记者和其他朋友，我也想让大家帮我分析一下。可不知道为什么，我那时的心情就是十分低落，我有种要胡来的躁狂感觉，我也想杀了自己，我忽然想起张玉文一直要跟我交换他的那把带刀的十字架，我仿佛一下子明白了其中的原因。所以我尽量控制自己的情绪，并手握我胸前的十字架，开始祷告，希望上帝再次救我，就像我曾经在监狱里的那些彷徨时刻。
在苏黎世机场的转机时间很长，要等15个小时，我因为不停地在发东西，范洪豪期间还有过来对我说：“你不能歇歇吗？像是在开新闻发布会似的”。我没有理他。范洪豪继续说：“你既然都出来了，就该把在中国的事都忘了，重新开始新的生活，如果你不能忘了以前的生活，我就不喜欢你了”。他说这样的话，就好像我是他的女朋友似的。我回他说：谁用你喜欢啊！他说：“那咱们就一刀两断，我这里没有你的东西了吧？”我说：“我的烟在你包里。”他于是就把烟拿了出来。（现在看来，范洪豪说的这番不符合他身份的话，难道不像是在帮中共传递一种暗示吗？是在告诉我只要不反共了，就会从此平安无事的。）
后来，当我手机的电已经剩得不多时，充电宝的电也都用完了，我向跟范洪豪在一起的那些人借插头转换器，他们都说没有。
天亮时分，我发现和我一起转机的范洪豪他们都不见了的时候，我想是不是要开始登机了？于是，我赶紧去找登机口，我看到眼前那么多人，我心里慌乱极了，我担心自己误了航班，我极力克制自己的焦虑，用简单的英语问机场工作人员：“我的登机口在哪里？”还好，我及时找到了，他们都在那里，还没有开始登机。（我不理解和范洪豪在一起的那几个男人，为什么在飞机即将检票前突然丢下我一个人不管，而却总是在我哭的时候表示关心，递湿巾给我？）
我的眼泪还在止不住地流，这时和范洪豪在一起的一个男生又打开一个湿巾递给我擦眼泪。我心里想：怎么不给我干的纸巾呢？为什么总是湿巾？（后来，在我到了美国之后，我在一本书上知道，毒品遇酒精后，会产生三倍以上，甚至不可预测的严重后果。）随后，我听到范洪豪告诉其他人说：“贝尔格莱德机场的入境海关处，有中共的警察，如果海关问你话，你回答得不好，就会被交给中国警察，遣送回国。”范洪豪还告诉他们该如何回答海关提出的问题，让他们记住那些话。
此时，我想到介绍我认识张玉文的，也是这个及时告诉我张玉文是骗子的上海朋友——顾，既然张玉文这伙人是受中共指使的犯罪团伙，那么顾不是也很可疑吗？我随即想到了我已经把家里的钥匙交给了顾，还写了委托书给他，如果他是和张玉文一伙的，我不是把所有财产都给人骗了吗？
于是，我马上打电话给我和顾共同认识的两位朋友。我先跟其中一个说了我被“假民运”骗财骗色的事情，又告诉他这个骗子是顾推荐给我的，这位朋友没有安慰我什么，反而告诉我说：“你要自己负责任！”最后他还问我为什么会做这种傻事？我告诉他说：“就是因为两个字——恐惧”。我又把电话打给另一位朋友，她倒是给了我很大的安慰，使我一下子振作起来。她说：“别怕！中共都裸着呢，你一个小老百姓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又没偷没抢的，说起来你就是一个受害人，如果中共和黑社会联手设套害人的话，我们谁都防不胜防！”
也正是最后这位朋友的鼓励，使我重新又振作起来，鼓起勇气登上飞往贝尔格莱德的飞机。这趟飞机上，我和范洪豪还是座位号挨着。起飞前，张玉文打来电话，我接起来直接问他说：“你说实话，到底骗没骗我？你是不是受中共指使的？你们到底想把我怎么样？我已经被中共害得够惨的了，我家破人亡了，你们还不肯放过我吗？”因为我的手机都是被中共监听的，所以我和张玉文说这些也是在讲给中共听。 张玉文自然是否定一切地让我相信他。
一路上，我和范没有再说话。在飞机快到达贝尔格莱德之前，我担心张玉文给我的两盒口香糖的盒里装有窃听器，就把它们放在了前排座椅靠背的口袋里（因为那时我还没有怀疑到口香糖有问题），我那时最担心的是被特务跟踪。范洪豪给我的口罩，让我保留了下来。 我放口香糖时，范洪豪都是看着的。
飞机降落后，我趁大多数人都没站起来时，快步走在前面，试图甩掉范洪豪等人对我的追踪。我经过入境海关处时，海关和我讲的什么话，我根本没听懂，全部用英语回答：“我英语不好，听不懂”。海关也很痛快地放我入境了，根本就没有像范洪豪说的那样，我想他是在危言耸听，而那些和他在一起的人不是被他忽悠了，就是他的同伙（托），他们是在演戏吓唬我。（我后来分析，范洪豪说贝尔格莱机场有中国警察，是不是怕我在机场报警抓他呢？或者就是在给我制造紧张气氛，让我更加焦虑？）
在等行李时，我的箱子出来很慢，（我发现箱子的密码锁被人橇坏了，如果不是在逃避追杀，我一定会找机场讨要说法。但这也许也是中共故意给我制造的麻烦，耽误我逗留在机场的时间，以便董琦接到我。）我特意找了个看似阳光的中国女孩，让她帮我看一下我在塞尔维亚的居留期限是多久？她告诉我是一个月。因为张玉文和董琦定好，要董琦来接我，所以我害怕被董琦及范洪豪找到，只想快些离开机场，就没有和那个女孩儿多聊。
贝尔格莱德的机场门口和中国的差不多，挤了好多来拉生意的出租车司机。我选了一个看似外国人的脸，用简单的英语要他带我去他的车。在我跟随着他走到停车场时，我看到了范洪豪，范洪豪明明也看见了我，却一句话不说，鬼鬼祟祟的样子，故意不正脸看我。（范洪豪在飞机上对我说过，他的朋友早已经帮他定好车了。）坐上车之后，我让司机拉我去一家便宜一点的宾馆，因为我在上海时，董琦告诉我不要带太多的现金，董琦说最好把钱存在银行卡上，到了之后，他找人帮我换，所以我没带多少现金。
司机将我带到了一个相对繁华的商业街（后来我知道那里是贝尔格莱德的一个旅游景点，宾馆房费比市区的都贵很多），我身上的现金都是面值一百欧元的钞票，我给了司机一百欧元，他就要离开，我向他要发票，他就找给了我一张一千面值的塞尔维亚dinar，还说今天是他幸运的日子。（后来我了解到，从机场到这条商业街只需不到两千dinar，而一百欧元可换一万三千dinar。）
下车后，我没有多走，就近找了一家酒店，带早餐的一晚78欧元。办理入住后，我发现宾馆没有插头转换器无法充电，就自己走去附近商店买了一个。但那时，我发现自己的大脑好像不怎么灵活，心情也高兴不起来，虽然我一再地对自己说：“王晶，你现在应该高兴啊！你自由了，你不用再担心随时被中共警察抓捕了”。可还是无法兴奋起来，我只觉得自己傻了，连身体都越来越麻木，看见路人都穿着棉袄，而我还穿着半截袖，都不知道冷。
回到宾馆后，手机一开，看到的都是张玉文的来电。而我也是因为想了解个究竟，张玉文在我面前表现得那么彬彬有理、重情讲义的，虽然有那么多可疑之处，但我还是想给他和董琦以及范洪豪澄清自己的机会，我不想冤枉一个好人。
我接起张玉文的视频邀请后，张玉文问我在哪里？要我赶快返回机场。他说：“董琦已经在机场等了很久了，董琦从来没有去机场接过谁，他等你这么久，都生气了！还给你预定了酒店，都交完钱了”。我说：“你先让董琦回去吧，我现在害怕你们，我不敢相信你们了，如果你想让我相信你的话，就赶紧把我放在你那里的钱汇到我账上，我就会再信你。等过几天我不怕了，我会和董琦联系的”。张玉文死活不肯，拼命让我相信他没有骗我，说时间会证明一切的，还说顾是小人，是出于嫉妒才说他是骗子的，还说他要去顾的上海家里找顾当面对质。然后，张玉文还是无数次地打电话、发消息，让我去机场见董琦，最后他还把自己和董琦的聊天内容截屏发给我看，上面显示，董琦生气了，无论我在哪里都要把我找出来，还说要搞死我。（张玉文随后真的带着那群被他称之为“上海民运”的人，找到顾的家，在顾家里与顾骂了起来，还拍了录像给我。而张玉文就是通过董琦要我给他捎东西那件事获得的顾家的住址。这一切，就像是一个局。同时也可以看出这伙骗子胆子也太大了，公然跑到顾的家里指责顾是骗子，上演着“真假美猴王”的大戏。不过，他们也确实把我搞蒙了，我那时也不知道该相信谁了！现在看来，中共是在挑拨我和顾的关系，如果我和顾掰了或顾被他们吓得退缩了，那么中国国内就没有人能为我说话和帮助我了。）
我那时就认为我已经把话和张玉文说得很清楚到位了，可是张玉文就是听不进去，那时的他，和我借钱给他时完全判若两人——从通情达理变成胡搅蛮缠。并且董琦的反应也太不符合逻辑，就是没有接到我，也不至于骂天骂地，还要搞死我，让我身败名裂（现在看来，这不明显是在帮张玉文说威胁我的话吗？可见，他们对我用的是一个圈套，而董琦接不到我，他们的计划就失败了！）？而且酒店预定通常是不需要先交钱的，都是人到再付款比较合乎逻辑，又不是什么旅游旺季。可张玉文还在狂轰乱炸地不停打我电话，一刻也不想容我思考……
这一切，让我突然想起我母亲曾经被一电信诈骗团伙围攻的事。那时，母亲在家里接到了诈骗电话，骗子不停地打电话来，把母亲吓坏了，腿都软了，赶紧打车去了我大舅家。大舅笑话我母亲真傻，不接电话不就得了。我知道后，也说母亲傻。可是，现在我感觉自己就身处当初母亲的境遇里，理智告诉我：他们就是诈骗团伙，可感情上又不允许我枉下断言，毕竟我们都有过接触的。
于是，我想冷静下来，就联系了一位我出狱后一个网友介绍给我的律师朋友，而且这位朋友那段时间也一直跟我在网上交流。我跟他讲了一遍事情的经过，这位朋友要我把被张玉文橇过的手机、弄坏的电磁插头等拍照片发给他看，也要了我宾馆的押金单和房间的照片，他要这些说是因为好奇。当我跟他提起张玉文是骗子的时候，他建议我先不要这么早给张玉文下结论，也许还有机会把钱要回来；当我跟他讲自己被骗的经过时，他说我活该被骗；我还跟这位朋友讲：“我现在都不知道该相信顾还是相信张玉文说的了，他俩都说对方是骗子”。这个朋友告诉我：“顾的口碑不是很好，小事还行，大事不能信。”当我跟他讲：“张玉文和董琦更像是诈骗团伙，因为董琦没有接到我时的反应过度，不符合人之常情，暴露了他的流氓特征。”这位朋友也说董琦的反应有些反常。
其实，那时的我已经是惊弓之鸟了，又害怕又悔恨，时刻都有要自杀的想法，所以才不断地打电话给昔日的朋友，想得到理性的建议和安慰。虽然是顾给我介绍的张玉文，张玉文来上海的一路上，顾也基本都在场，顾也有嫌疑，可现在一直在鼓励我“别害怕、要坚强”的只有顾。理智再次让我选择相信顾，因为和顾认识那么多年从来没有让我像现在这样慌乱过，顾也从来没有向我借过钱。
当天，一个在我出狱后一直为我免费做“心理咨询”的联系人给我发来短信，问我什么时候方便做咨询？我告诉她：“我现在不想做，可不可以等我觉得可以的时候再联系？”可她说不行，无论如何要最后再给我做一次，她跟我约了第二天傍晚。
（说实话，这个免费的心理咨询我一共做了二十几次，都是通过手机（Signal）进行，我从一开始就不知道她们的真实姓名和长相，只因为听说是为人权捍卫者提供帮助的，所以一切都是出于那份人类的基本信任理念吧！大家都知道，在中共的白色恐怖下，人人都不敢说真话，特别是像我这样被中共迫害和重点监控的人，就更加要处处谨慎。本来平时身边就都被国保、警察和各种钩子刺探着，所以一般人我都不会轻易交流。开始做了这个心理咨询几回之后，我觉得没有什么效果，我不想白白浪费捐助人的钱，但又不想伤害心理咨询师，我就跟她说：“我好了，谢谢你，我不想再做了”。但这个“心理咨询师”不同意。她的心理咨询，每次都只是听我说，问我过去经历的事情和每天都在想什么？而却没有给过我多少建议。因为我以前也做过心理咨询，感觉和她的做法不太一样。但这个心理医生在我要求终止之后，她说她是专家，她要先听我把所有的个人不幸遭遇和平时的心情都说出来，然后再做分析和治疗。但直到我们最后一次联系，这个治疗也没有开始，却只是我把我的一切都讲给了她。我告诉她，现在这种看不见对方是谁的咨询方式让我感觉不舒服。而她为了解除我的这种疑虑，就说了一些让我相信她的话，于是，我又同意继续做了。但有一次，我发现她在给我录音，她解释说他们要偶尔向上面汇报治疗情况的。还有，我们每次通话，她的声音都很小，我经常会要求她大一点儿声音，我听不见。）
我和她做心理咨询时，用的是苹果手机，每次我也做录音。于是，在我到贝尔格莱德的第二天，在我们约定的时候，开始了这最后这一次“惊心动魄”的咨询。我把我被骗、被追杀、被董琦恐吓的经过与她讲了，但她也只是提问题和听我说，什么安慰也没有，并且我们在通话时，我听到里面有刺耳的噪音，我的头像被电流穿透了一样，我跟她说：“停下来吧！手机噪音太大，我头疼得受不了了！”可是她近乎强迫地要我坚持下去，最后我的头都要爆炸了，我不得不立即把手机关机。
然后，我躺在床上，感觉到身体越来越虚弱，说话开始结巴，让我想到自己是不是中毒了呢？于是，我开始向另一位朋友求助，告诉朋友我好像中毒了，朋友建议我好好睡一觉，说我也许是因为疲劳和伤心才会这样的。可是我确定自己不是因为这两个原因，因为我自己的身心承受能力，我自己最清楚。第一：我在中国，被办案单位折磨四天五夜不睡、不吃不喝，以及后来的绝食、最后受虐到皮包骨都没有过现在这样的症状；第二，就算我被骗财骗色了，可是我现在自由了，这比什么都值得庆祝，我应该高兴才对！
随着我越来越虚弱，朋友帮我联系了驻贝尔格莱德的美国大使馆，大使馆为我叫了救护车和一名电话翻译。我在走出房间之前，还在担心医院的人会不会在我昏迷后把我交给中国使馆？朋友特意告诉我用英文写一张“不要为我联系中国使馆”的纸条放在身上。
我废了好大的力气，才把东西收拾好，那时我不仅浑身无力，最主要的是大脑没有了动力，好像丧失了思考能力。我一个人走到楼下，连结账的力气都没有了，服务员说她没有零钱找我（她大概还应找我七十几欧元），让我自己去旁边机器换零钱，可是我根本就做不了这些。这时，救护车已经来了，我就告诉服务员剩下的不要了，我被搀扶上了救护车……接开篇：我被救护车拉到医院后……
经过那可怕的一晚，我感觉自己又捡了一条命回来，我在市区新找了一家酒店住下，价钱比之前那家便宜一半，设施却更加舒适。可是我的头还是很晕，大脑像被酒精泡过，整个面部还像类似针扎和冒凉风似的发麻，说话更加结巴，我拼命地喝水排毒。因为贝尔格莱德的医院没有检查出我种的是什么毒，因此也没有任何治疗措施，我担心自己会不会就这样慢慢死了或傻了。所以我想在死之前，向全世界揭露中共这些害人的卑鄙手段，同时，我也是带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情怀，想告诉大家，我在中毒的过程中，极度抑郁，一心想要自杀，虽然我本身也有抑郁症和焦虑症，但这种毒品是加剧人抑郁焦虑的，所以我想到那些所谓“自杀”、离奇而死的中共官员、维权人士等，他们可能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杀”，而是被“谋杀”的。
当我把自己被中共特务下毒追杀的事情讲给一些朋友听时，大多数的老访民朋友都表示认同，因为他们身边确实有过某人离奇死亡事件的发生，而且多数发生在“单身访民”身上；也有过法轮功学员，都已经逃出中国了，却在到达目的地时，离奇死亡了，怀疑是被下毒，可是苦于死无对证。但也有一个朋友说，不相信中共会对我这样的“小人物”下如此大的力气。我当时就否定了这位朋友的说法，我回她说：“我的价值太大了！我活着就是中共的罪证，从我家的不幸遭遇到我个人受迫害的经历，和我亲眼看到的中国监狱的内幕，以及我是原“六四天网”的继承人，而像我这样的人又有几个能够活着逃到自由世界的呢？”（想想曾经和我一起维过权、坐过牢的一个单身女访民，也早已被当地国保利用类似的“美男计”，连恐吓带下毒地给彻底弄疯了。就即使是普通访民都没有被中共放过，更何况是我呢？就目前我所经历的这些，我认为如果换个身心承受能力差的女人，恐怕早已是不死即疯了！我想任何一个正直的人，不要说是面对一群黑社会团伙，就只面对张玉文这样一个反复无常的无耻之徒都会崩溃的！）
但也有人问：“中共如果要害死你的话，在中国国内害死不是更容易吗？”我想这就要问中共了，也许比我更加有智慧的人会更好地解答这个问题。（张玉文在后来极力否认他们和中共有关及赖账不还时，也是这样说的——你以为自己是什么重要人物，会让中共派人追杀？要杀你的话，在国内杀不是更方便。）
继续说，张玉文这伙人对我的攻击和骚扰，以及我到今天已经可以确定的事实证明。
就在我在推特上揭露了我被中共特务追杀、下毒的事情后，就开始不断地遭到中共五毛的攻击。范洪豪和董琦骂我的那些不堪入耳的话，也再次表明他们的真实身份，因为一个人到底是不是中共的特务，不是谁能说的算的，而是取决于这个人平时的一言一行，一个真正崇尚民主的善良人，在任何时候也不会说出那样的话。更可况我当时确实身体出现异常，我也只是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给世人，如果我真的有说得不对的地方，对方完全可以用事实和道理来证明，而胡说八道和污言秽语也只能更加暴露其真实的流氓身份。并且，我在揭露此事件时，也给足了他们机会，是张玉文当时就不肯兑现承诺还钱，才让我以此为依据，初步确定的被骗和被下毒的事实，才在推特上说出来。（而现在就更加清楚了他们是个地地道道的受中共指使的诈骗犯团伙+黑社会性质的人贩子团伙。）
我在市区内的那家宾馆又住了两天，美国政府查出张玉文、范洪豪、董琦一伙是黑社会性质的人贩子团伙，知道我处境的危险。于是，安排人將我保护起来，并告诉我尽量不要与中国那边联系，也不要接受媒体的采访，以免泄露我的行踪，直到安全到达美国本土，才能公开发声。
我把手机关机了一段时间，张玉文无法联系上我，当我再开机时，张玉文又是疯狂打来。有一次，我接了，我想知道中共在暗杀不成之后，还想干啥？还有张玉文信誓旦旦地说过时间可以证明一切的话，我想看看他到底能不能还我钱？我们视频时，我就是要求他给我汇钱，告诉他我的钱已经用完了。他开始为了和我保持联系，给我汇了两万元人民币，让我相信他不是个骗子，还说：“哪有骗子骗完钱之后还往外吐的？”然后，他开始问我居住的环境如何？月租多少？和什么人在一起等问题。我都是应付着说的，我也一直没有告诉他，是谁在帮助我。当我在贝尔格莱患上肺炎，又向他要钱时，他还给我出主意，让我回中国。
而我安全到达美国之后，张玉文通过网上的报道知道后，在微信上给我留言，我回他的内容都是让他还钱的话。他以前跟我说过他有美金放在他澳洲的亲戚那里，可现在他又说自己没钱，后来又说等派币上市以后，连本带利一起还。我最近，逼他紧，告诉他今年年底全部还清，他却总是往派币上拐，说：等派币年底上主网了，就全部还我。我说，不管派上不上主网，你都要还清。结果，他近日彻底露出了流氓的本性，一会儿告诉我，因为我把董琦的名誉毁了，所以就不还我了；一会儿说，反正你也回不来了，我不给你，你也没办法；一会儿说，我借给他的钱都是投资款，投资失败了，没钱还；甚至还无耻地说：董琦兄弟把你给办出来了，人家没有收你一分钱，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小人……后来，他干脆开始对我破口大骂，进行无中生有的人身攻击了，说话的方式与逻辑就和网上的五毛、水军一个样。（他们都要害死我了，没有害成，还要我感谢他们，真是太无耻了！疑点补充：每当我跟张玉文说范洪豪是中共特意安排在我身边下毒来杀我的人，张玉文都替范洪豪和中共辩护并坚决否定，还说我是被害妄想症。越是被张玉文极力否认的，我想就是他越要极力掩盖的，因为张玉文的诈骗犯身份已经再清楚不过了。）
张玉文的这些无理取闹的话，也只能证明他无赖的本性，也更加证实了他最初向我借钱时就是个圈套，根本没有打算还钱。往小了说，他是诈骗，往大了说，他们是在谋财害命！（我分析，张玉文之所以在我到贝尔格莱德之后先还了我两万元人民币，一方面是想先稳住我，怕我把他打着假民运的旗号骗财骗色的事情揭发出来，他怕影响他继续为中共害人和将来出国移民或申请政庇；一方面是想用剩下的钱拴住我，让我受他摆布，帮中共控制或利用我得到一些信息；还有一方面可能是他想为将来的“诈骗”罪名洗白（这一点可能性较小）。）
但我已经不想再被张玉文这样拖着了，并且他的诈骗事实也已经移花接木了，就最后警告他：“你不还，我就只有揭发你了”。他就开始胡言乱语地对我进行人身攻击，还威胁我说：“看看是你人多，还是我的“民主圈”人多？我、董琦、范洪豪，我们这几个民运炮轰你，就够你呛，你揭发出来后，还不知道谁难看呢？”（张玉文在国内外聊天平台上建了很多群，一个群几千人的都有，就在昨天美西时间的2021年9月4日，他还威胁我，说我黑不了他，那些人都只相信他，说我这样做的结果什么都得不到。而我也还遭到疑似张玉文的secret群成员的生命恐吓。）
我本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庭妇女，也没有政治家的野心，是中共的邪恶让我走上了反共的道路，我不怕揭露张玉文等人后可能身败名裂的下场，我只想揭露一桩犯罪和中共利用黑社会等组织祸害和暗杀维权、反共人士等的罪恶，我不想让邪恶屡屡得逞，希望更多的善良人们能够提高警惕而免于被害，同时，我也希望那些和我一样被中共设套而深陷其中，受其摆布的人，能够勇敢地挣脱这种邪恶的控制。
人有弱点并不可耻，可耻的是利用人的弱点加害于人的人！我相信，和一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比起来，人们会更加喜欢那个名誉虽损但却真诚善良的人！
受害人：王晶
写于美西时间2021年9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