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红冰杏坛】主题七：中国的超世纪困惑与迷思 第八讲）听打逐字稿完整版
【天网美西时间2021年12月24日首发】（作者：袁红冰）
今天是《中国的超世纪困惑与迷思》这个主题的第八讲——中国第二迷思：抱残守缺的中国“文化复兴”运动。
此前，我们已经讨论过，近代史以来荼毒国运的中国第一迷思，叫作思想乞丐情结，也就是向西方卑微地乞讨真理，而不是有尊严地学习真理，进而创造自己的自由命运的未来。那么今天我们将要讨论的中国的第二迷思，我将它概括为“抱残守缺的文化复兴”。
近代以来，确有一些睿智之士意识到，中国衰败的内在根本原因在于，丧失了文化之魂——文化的亡国灭种的族群不可能在现实中赢得心灵的家园、精神的祖国，所以他们要复兴中国文化。令人遗憾的是，这些人士的睿智中仍然缺少创造历史和命运的自信与激情，有一个最能表述这种文化复兴思潮的族群，一般被称作“新儒学”。如果说思想乞丐情结使中国迷失在乞讨真理的卑微的困惑之中，那么“新儒学”则是在现实国运失败的逼迫之下回到历史的废墟间，作思想的拾荒者，同时却又渴望捡拾到属于未来的希望。我之所以用“抱残守缺”来定义“新儒学”，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新儒学”缺乏理解一个思想铁律的能力；这个思想铁律可以如是表述：任何伟大的思想复兴，都不是单纯的历史回归，而是倾听现实命运召唤的精神创造；单纯的回归中只有阴影，没有未来的晨光，精神的创造中才可能涌现出属于未来的希望。
思想是人文历史的起点，但是，思想历史中也蕴含着血泪丰盈的教训。人类的万年文明史之间惨痛至极的教训，就可以作如下的表述：那就是所有的思想形态，都是人类智慧在历史间留下的足迹，都是人类精神的结晶，但是任何思想形态只要与专制权力结成铁血同盟，就必定异化为勒住人类精神命运的铁铸的绞索，就必定异化为摧残思想自由的精神暴君。
“新儒学”的首要诉求之一，就是重建儒学的国学地位，甚至要创建儒学的国家宗教的权威。何谓国学？就是要用国家强制力强加于社会、并用国家强制力迫使人们遵循的思想学说——举凡不是凭借精神魅力去感动人心、说服人心的思想学说，一但追求用国家强制力迫使社会接受，那便意味着向精神暴君的异化；儒学的国学化，本质上就是要将儒学加冕为精神专制的暴君。那么，何谓国教，国家宗教意味着什么？国教的经典表述就是欧洲中世纪政教合一的神权专制；国家宗教的信仰，是要用国家恐怖主义暴力的屠刀来刻在每个人的额骨之上；宗教信仰的绝对权威，是要用宗教裁判所的火刑柱来维护——儒学的国教化如果成为现实，中国的国运就只能回到类似欧洲中世纪的千年暗夜，不同之处可能只在于，由儒学士取代天主教教士，成为维护信仰的精神暴君地位的行刑人。
追求儒学的国学化、国教化，就证明了“新儒学”并不想改变当代中国人的政治奴隶和精神奴隶的双重奴隶的命运，他们只是试图用儒学取代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人实施以儒学为思想暴君的精神奴隶统治。但是，“新儒学”所追求的悖逆中国人心底里对自由的渴望——环顾当今之世界，哪个族群最渴望自由？人最渴望他所缺失的东西。丧失自由的族群最渴望自由，当代中国人的中共暴政的政治和精神奴隶的地位，使自由成为中国人深藏在心底里的呼唤——人心即天道，新儒学的儒学国学化、国教化的追求，悖逆天道人心，又怎么可能赢得未来。
以“新儒学”的名义定义的所谓“中国文化复兴”，只是基于抱残守缺的衰朽心态回归历史废墟的思想的拾荒者。“新儒学”抱残守缺的心态，集中表现为试图构建一条完整的儒学历史发展传承的逻辑，并在这种逻辑的基础上，全面肯定儒学，把儒学奉为中国文化的皇冠之学，而完全没有对儒学进行反思的智慧能力——然而，为复兴中国文化，就必须对儒学作刮骨疗毒式反思和扬弃。因为，近代中国国运历史性的衰败，必有其文化的原因；作为中国皇权文化的基石，儒学当然要对国运的衰败负政治哲学的责任。
孔子虽然有“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理想，但是，面对“大道既隐，天下为家”的现实，儒学不仅作出思想的妥协，而且逐步沦为以国家权力家族私有为政治天性的中国皇权专制的辩护士。孔子也曾经试图借助以道德为魂的礼，来约束皇权，但是，在儒学甘作皇权专制的思想理论奴仆的情势之下，所谓的礼，也异化为强化皇权尊严、践踏人性天真的盗名欺世的骗局。
国家权力公有制的理念，发端于古希腊的民主思想和实践，勃兴于同“文艺复兴”相伴而起的一系列思想革命和政治革命；国家权力公有制的理念所蕴含的政治道德能量是如此之强大，以致于西方极权政治意志的近现代复活，也就是共产主义思潮，也被迫用国家权力公有的名义，来掩盖其国家权力共产党私有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国家权力公有制理念体系，形成了近现代西方文化磅礴于世界的政治哲学的正义性的剑锋，并借诸其政治道德的魅力，征服人心，迅速地升华为人类的普世价值，在崛起于时代之巅的国家权力公有制的理念体系的进击之下，中国皇权的国家权力家族私有制，由于政治道德的缺失，可谓一触即溃，一溃千里——这正是近现代中国国运衰败的政治哲学原因；中国皇权的国家权力家族私有制的合法性，只不过是以人的生殖本能为原点的原始而且粗糙的论说，毫无精神的魅力。儒学，作为国家权力私有制的合法性的宣讲者，难道不应当为近代中国国运衰败承担政治哲学的责任吗？——思想是命运的起点；思想的罪责是终极的罪责。
没有对儒学作血与火的反思，没有对儒学导致国运近代衰败所作的思想的追责，“新儒学”运动就试图再度把儒学视为中国文化复兴的图腾——如此作为，可以说，我用抱残守缺来定位“新儒学”，已经是极其客气；其实，抱残守缺之后，应当再加一句话：叫作“痴人说梦”。
这一讲，我们阐明，所谓中国的第二迷思，就是抱残守缺的所谓“中国文化复兴运动”，新儒学则是这种运动的主要的诠释之一。下一讲，除了继续讨论“新儒学”运动的抱残守缺的特征之外，我们将关注中国人应当怎样对待儒学，这项华夏文化遗产。
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九日
（【袁红冰杏坛】主题七：中国的超世纪困惑与迷思 第八讲：中国第二迷思：抱残守缺的中国“文化复兴”运动 视频链接：https://youtu.be/gmczqqVIVww）
相关链接：思想乞丐情结对未来中国悲剧的预言（下集） 64tianwang.net/archives/2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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