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网美西时间5月30日转】（转自《大纪元》）
［大纪元2024年05月29日讯］（大纪元记者宁海钟、骆亚采访报导）今年是北京“六四”天安门大屠杀35周年，全世界多地陆续开展纪念活动。“六四”亲历者、法学家袁红冰在接受大纪元专访时，忆及当年目睹惨况。他从中得到的启示是，中国要想得到自由民主，必然要通过一场全民反抗和人民起义来摧毁中共暴政。
1979年至1986年间，袁红冰就读于北京大学法律系，后留校任教。1989年“六四”事件期间，袁红冰因建立“北京大学教师后援团”及支持“六四”中的学生，参与绝食，被停课审查。1994年3月2日，袁红冰被当局以“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罪秘密逮捕，同年底被流放贵州，在贵州师范大学从事教学工作，曾任该校法学院院长。2004年流亡澳洲。
那些令人痛苦的惨景：坦克车故意把学生挤死在铁栏杆上
记者：“六四”的时候，您亲眼目睹中共军队镇压学生和民众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袁红冰：（1989年）6月3号，我正发高烧。晚上八点钟，我听到军队要进城进行军事戒严的宣布之后，立刻骑自行车，从北大圆明园旁边租的一间房子，一直骑到木樨地，将近一个小时。我去的时候，军队已经开始开枪了。在长安街，很多北京市民都躲藏在街道旁边的矮树丛中。市民们都拿地上的那个方砖，方砖它有九个格，拿起来一摔，方砖就会碎成九块，每一块都像拳头那么大。
最让我震撼的就是，你看不见人，但是都在喊，用“国骂”骂李鹏。听到有人用哨子吹三声，然后只见兵车在长安街中间走，士兵向两边开枪。北京市民们怎么反击呢？就是一二三，一喊，从四面八方，那个砖头聚集到军车上，突然砸下来。
在这个过程中，我背了三到四个受伤的人到医院。我的衬衫都被血染红了。
最让我感到痛苦的就是，有一个小女孩，穿着白色的连衣裙，她可能被吓坏了，枪声一响她就往前跑，我一把抓她没抓住，接着一排子弹从后面打上去，她的身体整个就飞起来，身体都快被打断了，根本就没法救了，肯定就死了。
然后我向天安门广场六部口移动，在那儿我亲眼看见，一群学生从天安门广场跑出来，中共的坦克车从后边追过来，因为路边都有铁栅栏，坦克车就把学生身体在铁栅栏那儿一挤，那个血一下就冒出来。这不是错觉，我当时觉得那个血喷出来的声音，比坦克车的轰鸣声还大。
还有，我亲眼看见，在六部口附近，有一个学生，身体都被压烂了，两个手还拿着一面旗帜，那个旗帜好像是陕西的哪个师范学院的一面旗帜。
到了天亮的时候，我骑自行车到各个大学去看，很多大学的门口都堆著学生的尸体。北大有一个法律系的老师，用三轮车载着一个尸体，在北大校园里来回（走），悲愤地抗议中共暴政……
这就是那天我亲眼目睹的屠杀的场面，特别是那个坦克车，故意地用履带把学生挤死在铁栏杆上，那一幕真是惊心动魄。这就是中共暴政！
后来人们说，那天晚上中共让它的党卫军都吃了兴奋剂，所以才能够那么疯狂地屠杀。
记者：你有预感中共要开枪吗？或者有没有收到风声？
袁红冰：没有，当时没有预感。因为在此之前，我们北京大学的一些青年教师，找过聂荣臻元帅，找过徐向前元帅，找过秦基伟，我是北京大学教师后援团的团长、发起人。汇集到我们北京教工后援团的信息（是），这些元帅，包括秦基伟当时是国防部长，他们都说，人民的军队绝对不会向人民开枪。而且我们当时也听到，青年教师也在准备策反这些军队的高级军官，大家传回来的消息都比较乐观，看来这个命令是执行不了的。
5月19号中共就宣布了一次戒严，我带着北京大学教师后援团的绝食团，占领了天安门广场左边的管理台，因为要戒严就是军队要进城，我们准备到广场上保卫学生。结果那天晚上由于北京市民在各个路口都设置路障，中共的军队居然没有进城。后来听说当时邓小平感到极度恐慌，军队进不了城他就面临灭顶之灾，当时把军队拉到北京周围的山里，不让军队得到任何真实的信息，进行洗脑，在山里封闭式行军。
5月19号军队没有进城，我们就放松警惕了。但是6月3号晚上听到广播（戒严），我就觉得事情严重了，赶紧跑出去。
6月3号晚上8点以后，大屠杀那是整个一晚上，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清晨。据说长安街上还不是屠杀最厉害的地方，最严重的地方是虎坊桥，还不是木樨地。
死人难统计 外地学生多
记者：有关“六四”被屠杀的人数有不同版本，英国解密文档显示，“六四”事件中，中共军方杀害了至少一万人。比如北大，你记得有多少学生在这场屠杀当中死亡吗？
袁红冰：北大的没有统计。但是客观讲，这个运动一开始都是北京的学生在那，五六月天气，坐在广场上，白天晒得半死，晚上感觉凉得像晚秋一样。静坐绝食的绝大部分都是北京的学生。我是八六级的级主任，当时学生只有一个人没去，就是那个肖建华，八六级法律系的。
到了六月初的时候，我的这些学生身体已经都不行了，大部分的北京学生那时候都已经不在天安门广场上。晚上天安门广场上打了很多帐篷，住的主要都是外地去的学生，也有一小部分是北京学生。所以那天晚上死的主要是两部分，一部分是北京市民，因为他们很英勇地进行了抵抗，另外就是外地的学生，外地的学生死亡人数根本没有办法统计。
外地学生失踪了，也不敢报案，甚至家长都不敢承认他们来北京了，因为不知道他们到底（是否）还活着，万一活着，你说他到北京了，将来被共匪迫害怎么办，所以没有办法统计。
那个悲惨的晚上，很多（死的）都是外地学生。
和李克强决裂
记者：前总理李克强在“六四”中的表现如何？
袁红冰：那时候李克强已经到了团中央去工作了，我们跟他的分歧就是从“六四”开始。“六四”屠杀之后他就公开地写文章，公开地赞颂邓小平的屠杀政策，为中共暴政背书，完全背叛了我们。
在北京大学的时候，李克强偶尔也会参加我们一些青年教师的聚会。当时青年教师有一个共识，特别是在八七年以后形成一个共识，就是我们要向中共的体制内渗透，要获得权力，来推动中国的改革、改良，当时他还是有这方面的激情。但是八九“六四”之后，他完全背叛了他原来的政治态度、政治立场，从那以后我们就分道扬镳了。
未来中国走向自由民主必然要靠全民反抗
记者：经历“六四”，回过头来看，当时的学生跟现在的年轻人应该不太一样？
袁红冰：胡耀邦先生是中共党内的一个大良知者，在他的主政期间，中国有十年的思想自由解放时期，最后共匪整肃胡耀邦的罪名就是他推行所谓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实际上就是思想自由化。在胡耀邦先生推动思想自由化的政策之下，当时的中国社会都是充满活力，年轻人的思想也是生气蓬勃。
我们北京大学那十年，几乎每天晚上都有各种各样的学术讲座，各种各样的官员都是自由地争鸣。在那样一种氛围之下，那一代中国年轻人充满了对国家的激情，充满了理想主义，充满了要让中国真正走向自由民主的激情，很深刻的一种激情。
记者：当时你们作为高校教师，参与“六四”，是什么样的一种情怀？
袁红冰：我们觉得中国必须走自由民主之路。当时我们和朱厚泽、张显扬、孙长江、郑仲兵，还有人民日报社的秦川、王若水，都是胡耀邦体系的开明官员，我们有很密切的接触，就是要推动民主化。后来胡耀邦先生遭到整肃之后，我们当然对邓小平抱着一种极其反感的态度。
胡耀邦是要用政治上的开放和自由，来引领经济改革；邓小平是只搞所谓的市场化经济改革，政治上要坚持所谓的四项基本原则，就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这一套。邓小平本质上就是一个中共暴政的顽固派官僚，胡耀邦先生是中共体制内的大良知者。
记者：中国社会还可能有“六四”民主运动这样的事件发生吗？
袁红冰：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中国要想得到自由民主的拯救，必然要先效法前苏联人民，通过一场全民反抗，只有人民起义才有可能摧毁中共暴政。没有人民的觉醒，中共暴政是不可能垮台的。所以下一次的中国全民反抗的崛起，可能不是以学生作为领头者，可能是以社会上的知识青年，或者其它阶层的人作为先锋队，引发全民反抗和人民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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