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袁红冰忆六四:坦克车把学生挤死在铁栏上

【天网美西时间5月30日转】(转自《大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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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24年05月29日讯](大纪元记者宁海钟、骆亚采访报导)今年是北京“六四”天安门大屠杀35周年,全世界多地陆续开展纪念活动。“六四”亲历者、法学家袁红冰在接受大纪元专访时,忆及当年目睹惨况。他从中得到的启示是,中国要想得到自由民主,必然要通过一场全民反抗和人民起义来摧毁中共暴政。

1979年至1986年间,袁红冰就读于北京大学法律系,后留校任教。1989年“六四”事件期间,袁红冰因建立“北京大学教师后援团”及支持“六四”中的学生,参与绝食,被停课审查。1994年3月2日,袁红冰被当局以“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罪秘密逮捕,同年底被流放贵州,在贵州师范大学从事教学工作,曾任该校法学院院长。2004年流亡澳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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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令人痛苦的惨景:坦克车故意把学生挤死在铁栏杆上
记者:“六四”的时候,您亲眼目睹中共军队镇压学生和民众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袁红冰:(1989年)6月3号,我正发高烧。晚上八点钟,我听到军队要进城进行军事戒严的宣布之后,立刻骑自行车,从北大圆明园旁边租的一间房子,一直骑到木樨地,将近一个小时。我去的时候,军队已经开始开枪了。在长安街,很多北京市民都躲藏在街道旁边的矮树丛中。市民们都拿地上的那个方砖,方砖它有九个格,拿起来一摔,方砖就会碎成九块,每一块都像拳头那么大。

最让我震撼的就是,你看不见人,但是都在喊,用“国骂”骂李鹏。听到有人用哨子吹三声,然后只见兵车在长安街中间走,士兵向两边开枪。北京市民们怎么反击呢?就是一二三,一喊,从四面八方,那个砖头聚集到军车上,突然砸下来。

在这个过程中,我背了三到四个受伤的人到医院。我的衬衫都被血染红了。

最让我感到痛苦的就是,有一个小女孩,穿着白色的连衣裙,她可能被吓坏了,枪声一响她就往前跑,我一把抓她没抓住,接着一排子弹从后面打上去,她的身体整个就飞起来,身体都快被打断了,根本就没法救了,肯定就死了。

然后我向天安门广场六部口移动,在那儿我亲眼看见,一群学生从天安门广场跑出来,中共的坦克车从后边追过来,因为路边都有铁栅栏,坦克车就把学生身体在铁栅栏那儿一挤,那个血一下就冒出来。这不是错觉,我当时觉得那个血喷出来的声音,比坦克车的轰鸣声还大。

还有,我亲眼看见,在六部口附近,有一个学生,身体都被压烂了,两个手还拿着一面旗帜,那个旗帜好像是陕西的哪个师范学院的一面旗帜。

到了天亮的时候,我骑自行车到各个大学去看,很多大学的门口都堆著学生的尸体。北大有一个法律系的老师,用三轮车载着一个尸体,在北大校园里来回(走),悲愤地抗议中共暴政……

这就是那天我亲眼目睹的屠杀的场面,特别是那个坦克车,故意地用履带把学生挤死在铁栏杆上,那一幕真是惊心动魄。这就是中共暴政!

后来人们说,那天晚上中共让它的党卫军都吃了兴奋剂,所以才能够那么疯狂地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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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你有预感中共要开枪吗?或者有没有收到风声?

袁红冰:没有,当时没有预感。因为在此之前,我们北京大学的一些青年教师,找过聂荣臻元帅,找过徐向前元帅,找过秦基伟,我是北京大学教师后援团的团长、发起人。汇集到我们北京教工后援团的信息(是),这些元帅,包括秦基伟当时是国防部长,他们都说,人民的军队绝对不会向人民开枪。而且我们当时也听到,青年教师也在准备策反这些军队的高级军官,大家传回来的消息都比较乐观,看来这个命令是执行不了的。

5月19号中共就宣布了一次戒严,我带着北京大学教师后援团的绝食团,占领了天安门广场左边的管理台,因为要戒严就是军队要进城,我们准备到广场上保卫学生。结果那天晚上由于北京市民在各个路口都设置路障,中共的军队居然没有进城。后来听说当时邓小平感到极度恐慌,军队进不了城他就面临灭顶之灾,当时把军队拉到北京周围的山里,不让军队得到任何真实的信息,进行洗脑,在山里封闭式行军。

5月19号军队没有进城,我们就放松警惕了。但是6月3号晚上听到广播(戒严),我就觉得事情严重了,赶紧跑出去。

6月3号晚上8点以后,大屠杀那是整个一晚上,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清晨。据说长安街上还不是屠杀最厉害的地方,最严重的地方是虎坊桥,还不是木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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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人难统计 外地学生多
记者:有关“六四”被屠杀的人数有不同版本,英国解密文档显示,“六四”事件中,中共军方杀害了至少一万人。比如北大,你记得有多少学生在这场屠杀当中死亡吗?

袁红冰:北大的没有统计。但是客观讲,这个运动一开始都是北京的学生在那,五六月天气,坐在广场上,白天晒得半死,晚上感觉凉得像晚秋一样。静坐绝食的绝大部分都是北京的学生。我是八六级的级主任,当时学生只有一个人没去,就是那个肖建华,八六级法律系的。

到了六月初的时候,我的这些学生身体已经都不行了,大部分的北京学生那时候都已经不在天安门广场上。晚上天安门广场上打了很多帐篷,住的主要都是外地去的学生,也有一小部分是北京学生。所以那天晚上死的主要是两部分,一部分是北京市民,因为他们很英勇地进行了抵抗,另外就是外地的学生,外地的学生死亡人数根本没有办法统计。

外地学生失踪了,也不敢报案,甚至家长都不敢承认他们来北京了,因为不知道他们到底(是否)还活着,万一活着,你说他到北京了,将来被共匪迫害怎么办,所以没有办法统计。

那个悲惨的晚上,很多(死的)都是外地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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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李克强决裂
记者:前总理李克强在“六四”中的表现如何?

袁红冰:那时候李克强已经到了团中央去工作了,我们跟他的分歧就是从“六四”开始。“六四”屠杀之后他就公开地写文章,公开地赞颂邓小平的屠杀政策,为中共暴政背书,完全背叛了我们。

在北京大学的时候,李克强偶尔也会参加我们一些青年教师的聚会。当时青年教师有一个共识,特别是在八七年以后形成一个共识,就是我们要向中共的体制内渗透,要获得权力,来推动中国的改革、改良,当时他还是有这方面的激情。但是八九“六四”之后,他完全背叛了他原来的政治态度、政治立场,从那以后我们就分道扬镳了。

未来中国走向自由民主必然要靠全民反抗
记者:经历“六四”,回过头来看,当时的学生跟现在的年轻人应该不太一样?

袁红冰:胡耀邦先生是中共党内的一个大良知者,在他的主政期间,中国有十年的思想自由解放时期,最后共匪整肃胡耀邦的罪名就是他推行所谓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实际上就是思想自由化。在胡耀邦先生推动思想自由化的政策之下,当时的中国社会都是充满活力,年轻人的思想也是生气蓬勃。

我们北京大学那十年,几乎每天晚上都有各种各样的学术讲座,各种各样的官员都是自由地争鸣。在那样一种氛围之下,那一代中国年轻人充满了对国家的激情,充满了理想主义,充满了要让中国真正走向自由民主的激情,很深刻的一种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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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当时你们作为高校教师,参与“六四”,是什么样的一种情怀?

袁红冰:我们觉得中国必须走自由民主之路。当时我们和朱厚泽、张显扬、孙长江、郑仲兵,还有人民日报社的秦川、王若水,都是胡耀邦体系的开明官员,我们有很密切的接触,就是要推动民主化。后来胡耀邦先生遭到整肃之后,我们当然对邓小平抱着一种极其反感的态度。

胡耀邦是要用政治上的开放和自由,来引领经济改革;邓小平是只搞所谓的市场化经济改革,政治上要坚持所谓的四项基本原则,就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这一套。邓小平本质上就是一个中共暴政的顽固派官僚,胡耀邦先生是中共体制内的大良知者。

记者:中国社会还可能有“六四”民主运动这样的事件发生吗?

袁红冰: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中国要想得到自由民主的拯救,必然要先效法前苏联人民,通过一场全民反抗,只有人民起义才有可能摧毁中共暴政。没有人民的觉醒,中共暴政是不可能垮台的。所以下一次的中国全民反抗的崛起,可能不是以学生作为领头者,可能是以社会上的知识青年,或者其它阶层的人作为先锋队,引发全民反抗和人民起义。

责任编辑:高静#